天台以忏法为规范的僧制建设——心皓-佛教音乐歌曲

发布于 http://exochina.com 2013-7-22 9:54:00  有1114人阅读  收藏网址  分享网址  

本是原始佛教僧团的一种制度,至中土智者大师,的意义有了加深。忏,本是梵语“忏摩”的音略,意义为。即有了,请求对方(个人或团体)、,此是忏的本义。智者在《摩诃止观》卷7说:“忏名陈露先恶,悔名改往修来”。显然,“”二字成了梵华合璧的创造语[17],且多了一层“修来”之意。不但涵义有了扩大,在的方法与性质上,智者不只是停留在传统层面,而更强调在理戒之慧的层面来持戒、。

大乘忏法不仅灭声闻戒之所毁犯,还能灭根本无明烦恼,究竟安乐。智者认为,罪不仅指所造之业,也涉及其他方面,他在《释禅》中,将罪分为三品:

在诸多中,除了波罗夷外,其它律条的违反,若自己明白所犯,可以通过获得,从而继续僧团的生活。若自己违反了,而不知晓,由僧团指出时,亦当。如果比丘犯罪而不,则有另外两种羯磨法来治理,即:一、永摈羯磨,指时,有比丘犯罪,而不见自过,且性,永无,则作法白众,随即摈出,尽此一生不复再同僧事。二、调伏羯磨,谓比丘犯法而未曾,则凡饮食、坐起、言语、一切僧事皆不得与众共之,以调停摄伏犯者,使其知过求僧忏,不复犯罪。

鉴于南北朝时期佛教僧团的长足发展,隋王朝不断地强化僧团的管理,隋文帝开皇十五年(595)曾有司辑录大小乘经典中禁约沙门之法语而成《众经法要》10卷。除了担心沙门聚众谋乱或随意流动,卷入社会的斗争外,也是隋朝对南北朝以来逐渐趋于猥滥的僧团提高修证水平的要求。

后世佛教各忏法的制订基本不超出这三种忏法的范畴,表现出理忏与事忏并重的特色,并以之取代了原始佛教和部派佛教的律仪忏摩制度。原始佛教以律忏为主,部派佛教的律制则以事忏与律仪忏为主。其中的理忏与大乘空观的结合,已经有着明显的大乘律仪的倾向,从部派到大乘律仪的转变,是印度佛教律制一个重要转折点[16]。部派佛教的表现为事忏多于理忏,大乘佛教的则为理忏多于事忏。崇尚大乘的汉地佛教忏仪则取事理并重的特色,并受和儒道观念等的影响,成为了佛教中国化的标志之一。

灭后,后五百岁浊恶世中,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诵大乘经者,欲修大乘行者,发大乘意者,若有现身犯五逆四重,失比丘法,欲得,还具沙门律仪,得如上所说种种胜妙功德者,亦当于三七日中,一心精法华三昧。[21]

据小乘戒法看来,若犯四重罪,犹如佛法,不许,僧人则永远没有戒体的机会。大乘忏可通过理观之修持,使任何重罪皆得消灭。如《摩诃止观》云:

犯四重者,生报即受。若披法服,犹未舍远,常怀惭愧,恐怖,其心,生心,建立,为人分别。我说是人,不为破戒。若犯四重,心无怖畏惭愧发露,于彼,永无护惜建立。毁呰轻贱,言多过咎。若复说言,道教所说的五劫无佛法僧,并名趣向一阐提道。云何是业能得现报,不未来受?谓发露,供养三宝,常自呵责。以是善业,今世等痛,横罗死殃,鞭打饥饿。若不修身戒心慧,反上诸法,增长。[11]

此一用例,是关于比丘舍堕罪的告白。羯磨法[5]中,僧人犯戒,如不自行发露,见他犯戒的人,应该劝他发露,要是三谏不听,便在大众于羯磨之际,为之举罪,使得大众以会议的方式来处罚他。依《四分律》忏六聚法篇,羯磨分为二种,即:一、治罪羯磨,谓比丘犯罪,则大众作法,以定其罪。二、成善羯磨,谓比丘有犯戒之罪,准以对众僧发露,则灭其罪而成就善根。

三、天台忏法行持之要求

夫欲者,须具十法助成其忏。一者明信。二者生重怖畏。三者深起惭愧。四者求灭罪方法,所谓大乘经中明诸行法,应当如法。五者发露先罪。六者断相续心。七者起心。八者发大度脱。九者常念十方诸佛。十者观罪性无生。[42]

六发心,普与一切乐,愿救一切苦,横竖周遍,翻破遍恶心也。

胡跪合掌,当作是语:“僧听,我某甲比丘故畜尔所长衣十日,犯舍堕,我今舍与僧。”彼舍衣竟,当。受人当作白,然后受忏。如是白:“僧听,此某甲比丘畜尔所长衣,犯舍堕,今舍与僧,若僧时到僧忍听,我受某甲比丘,白如是。”作此白已,然后受。[4]

大师针对此三品罪提出三种方法:

方法主要有布萨与自恣两种。布萨即同住的比丘(比丘尼)每半个月一次(阴历十四或十五以及二十九或三十日)共聚一处,读诵戒本,逐条过去半个月内的行为是否有,若有犯戒者,除了犯四重罪外,其余均可如法,使大众均能住于净戒,长养善法。若犯戒未被发觉,也不、,则障碍禅定与体证道果。布萨在诸部律藏中随处可见,如《四分律》卷6说:

五逆在佛教中为极重之罪,然而通过法华忏之理观犹可消灭,除了恢复戒体以外,并得到《法华经》中所说的种种胜妙功德。而此已不只限于僧伽,佛七众均可,扩大了对象范围。如智者在《方等三昧行法》中说:“现生所犯业障尤重,若不加其功行,灭罪无由。是以世尊哀愍,文殊致问,浊恶世时,救于七众,哀恼,故应别相。”[22]天台止观着作中还有许多借大乘忏法灭除重罪的说法。

忏名陈露先恶,悔名改往修来,佛智遍照,佛慈普摄,我以身口,投佛天台以忏法为规范的僧制建设——心皓-佛教音乐歌曲足下,愿眼,证我,我无始遮佛道罪,无明所逼,不识正直,从三界系动身口意,起十恶罪,三宝六亲,四生五道,作不饶益事,破发三乘心人,造五七逆,自作教他,见作随喜,应现生后受诸苦恼,如三世,求佛道时,我亦如是,伤已昏沉,无智慧眼,发是语时,声泪俱下,至诚真实,五体投地,如树崩倒,摧折我人,众恶倾殄,是名。[37]

大乘忏法由四波罗夷的重罪,进而演变为无始以来的三障——烦恼障、业障、报障,也即无始以来的一切恶业。所谓无始以来的业障,是原始佛法所没有的。即使是八关斋戒的在家也由原先的在长老比丘前演变为向着佛僧二者,而“于三世诸佛、前,和上僧前,至诚发露,诸罪,是名行布萨法。”[12]这些与大乘佛教的十方三世诸佛相联系的思想都可以理解为大乘仪的发端,而通过礼佛来消除无始恶业,并成为一种修持方法,则是中国佛教忏法的最大特色。由此导致了佛教律仪制度从印度至中土的演变,中土制定的规制和诸多忏仪代替了印度佛教的功能。

罪有三:一者违无作起障道罪;二者体性罪;三者无明烦恼根本罪。通称罪者,摧也。现则摧损行人功德智慧,未来之世三涂受报,则能摧折行者色心,故名为罪。[23]

为了道场的庄严,行者在正入忏堂前,宜洗浴,换洁净衣出入。连拜忏用的毡褥荐席皆须新净,如此方能使道场,无气,佛才能感降。如“若不先严净身心,卒入道场,则道心不发,行不如法,无所感降。”[32]“若不如是护净,则不如法,徒行无益,乃更招罪,是故行者努力护之,日三时浴者不可阙也。”[33]因此四部忏法都有洗浴方面的要求,并且日日洗浴,有的甚至要求一日三时洗浴,着新净衣,如入厕须方可,并脱故衣及革屣远置于道场之外,不令净浊混杂。洗浴也有表法之义。如《方等忏法》云“一日三时洗浴,即表缘一三三昧,遣荡无明、尘沙、见思垢腻,显净。着新衣者,表寂灭忍,覆二边丑陋也。”[34]

一、作法忏:依据所制之而自说一己罪咎,不敢覆藏之作法。亦即身礼拜瞻敬,口中称唱赞诵,心意观想圣容,三业殷勤,一一依于而忏去、现在所作之罪业。

中国佛教的大乘忏法最早源于晋代,至南北朝时更为兴盛,梁陈时代(503~588),由帝王所撰的礼忏文迅速发展传布开来。但“”成为僧人教生活的一部分从佛教传入开始就有了。早在三国时期出现的《牟子理惑论》,里面就有“六斋日”的说法。刘宋永祚年间(402~423),僧苞做过《普贤斋忏》;北魏释玄高为太子拓跋晃做过《金斋忏》[13],但他们的文非常接近于“发愿文”,没有说明如何举行忏法的仪轨。《广弘明集》卷28“篇”,也收录了梁陈时期部分大臣的文,表露了他们依经的心情。

在中国佛教忏法的形成与发展的过程中,在思想和仪轨方面都曾受到与的影响。宋华严僧净源曾说:

这是从罪从心生、亦从心灭的角度依四种三昧的修法来四重罪。《小止观》也有类似的话言及:“受得戒已,不能坚心护持,毁犯四重及诸轻戒。依小乘教无忏四重之法,但若依大乘教犹可除灭。”[20]都是从大乘的立场看待如何四重罪,显示出大乘的宽容。在智者所作的大量忏法中,几乎都说明大乘理忏能灭种种重罪的道理。他在《法华三昧忏仪》中说:

二、取相忏:该忏法乃入禅定清心,在静心中运之想,以期感取佛、之奇瑞,而消灭烦恼性罪。亦即若能感得一瑞相,即可灭除一罪业。所谓瑞相,有清凉风、微妙香、、宝楼阁、佛之等十二种好相。

九念十方佛功德,智慧,愿加护我,是为,翻破念恶友心。

三怖畏无常,命如山水,亦如,一息不还,随业流转,独往,谁访?唯凭福善,为险资粮,当竞泡沫,食息无暇。是为观于无常,翻破保常不畏恶道。

对于安居竟日行自恣举罪之式,选僧众而为自恣举罪之任者,要求成就五种善法者方可担任。《四分律删繁补阙行事钞》卷上四中说到,选任自恣举罪人,必具二种五德:

其实道场的设置不单表示虔敬,还有表法之作用。在《国清百录》的《方等忏法》中,说到:

七修功补过,勤策三业,不休,是为修功翻破三业无事也。

(二)者应具的面貌

妄心念念生灭,若妄心,则罪福无主,罪法无处可住,则心空境灭,罪业亦灭,这是能灭重罪的原因,这也是智者依此究竟空理,制作忏仪为灭罪具体行门的思想依据。大师知道的根性,奉持必不如佛世比丘,于重戒多有所毁犯,但并不能因此摒弃他们,而要借助忏法给他们一个的机会,不至于在僧团中自暴自弃,愈演愈甚,因而在给他们个人信心的同时,也加强提高了整体僧众的素质。

这是引用《涅盘经》的说法,认为犯四重之人可以通过戒定慧之与护持来其罪。通过尽管仍然要受“等痛,横罗死殃,鞭打饥饿”等种种现报,但已能免除之果报,这是值得庆幸的事情。

律藏中的,主要侧重于对自身性质的,清楚认知犯戒的种类、性质,然后,接受僧团的处分。所谓“有罪当,则安乐”,其主要作用是现在所的,以免障碍圣道的。然而五篇中相当于死刑[9]的波罗夷法系不可,后来的大乘佛教认为波罗夷罪在声闻律中不可,但可以通过大乘理观来忏灭其罪。

一、从印度僧团布萨忏摩到汉地忏仪

智者大师所制的四部忏法中,其行忏道场的布置设施大同小异,无明显差别,均要求严净道场,供施财物。但由不同忏法,道场坛主不同,故所经像亦不同。

可知天台大师制定忏法的目的,不仅在于灭有相之声闻戒罪,更宽广摄及体性罪,及罪业之根本无明烦恼。因为不但包括外仪事相上的事忏,还有如《观经》所说的无相:“我心自空,罪福无主,慧日能消除。”正是因为这一理忏的行法,才能灭除根本无明烦恼,《摩诃止观》卷二说:“今咒此因缘,即是咒于三道而论。事忏忏苦道、业道,理忏忏烦恼道。”[25]这也正是天台忏法结合事理行持的特色。

三、无生忏:观无生主要是从观罪性本空的究竟义为中心。正心端坐,而观无生之理者,为灭障中道之无明,如《观普贤经》所谓“若欲者,端坐念实相,众罪如霜露,慧日能消除。”

智者对忏法的三种分类,体现了制度从印度僧团布萨忏摩到汉地忏法的一种转变过程。所说三种忏法大体相当于道宣所说的三种忏,然而略有不同。智者所说的作法忏不等于道宣所说的律忏,作法忏是在佛前发露,另外藉着身口意的礼拜、称诵和观想来忏业。律忏则是在僧团中依原始行法。智者主张取相忏必以入禅定为基础,而以感得瑞相为期,作为消除罪业的证明。这一点与道宣的事忏基本相似,但入手方法不同。道宣认为,事忏的具体实践为礼忏、诵经等忏法,通过系列的忏法行事,将所犯诸罪,并“竭缘胜境”,以使罪业转报或轻受。无生忏相当于理忏,皆立足于中道实相正观。

此十心是者之必具的面貌,其中包括止恶,发心,发露,实相观空等等,以此十心对治顺于十心,以殷重恳切心,则尸罗,重罪消灭,三昧现前,止观开发。所以说:“十种,顺涅?道,逆流,能灭四重五逆之过,若不解此十心,全不识,云何?设入道场,徒为苦行,终无大益。”[43]逆十心正是修忏法要,唯具此逆十心才能使忏仪之形式,产生真实意义。

隋王朝虽不是明显地佛教,但总想采取有效的措施,把僧团纳入国家可以触及的领域,监督他们的教生活。天台忏法的制订正好弥补了这一缺陷,对僧团素质建设起到了强有力的作用。

二当惭愧我此罪,不预人流,惭愧我此罪,不蒙天护。惭愧,是为白法,亦是三乘行出世白法,是为惭愧翻破无惭黑法也。

除了天台忏法外,智者还在日常生活中重视僧众的,比如观心食法、观心诵经法、随自意三昧等,这些是学人在日常饮食、诵经、行事时,将空、假、中三观中道之旨趣运用于其中,念念无间地止观。

十者观罪性空,罪从心生,心若可得,罪不可无,我心自空,罪云何有?罪福无主,非内非外,亦无中间,不常自有,但有名字,名字,名为罪福,名字即空,还源返本,毕竟,是为观罪性空翻破无明。[41]

道宣曾会通大小乘,他对忏法作了理忏、事忏、律忏三种分类[10],认为可以通过大乘经典来灭罪。关于律忏四重罪,他引《涅盘经》说:

《金经》是护国经典,故依此经制定的《金忏法》在座像安置上亦有特别之处:别安唱经座,列幡华等如上法,安功德天座在佛座左,道场若宽更安大辩座,四天王座在右,诸座各散华,尽力营果菜,又别?一盘杂果菜,拟忏法完毕散洒诸方。

道场的庄严仅是外相,是修法之助缘,若能生大惭愧,发真实,方是行忏之亲因缘。如此正修时才能与法相应,达到克期得证的目的。

在这里,香泥、彩画、地、五色盖、二十四形像、百味食等各代表最具殊胜的佛法果德。其它忏坛的不同设置,也各有其特殊的表法意义,只是大师并未一一述及,不过大略可以依经中所说白法、出世法、无漏法等功德善法推之。

(一)行忏道场的如法设置

忏法是一种忏过之仪则,通过可以令“重罪消灭”,“诸禅三昧自然现前”。东晋道安曾参考以往的仪规行法,摭其精要,制定布萨等法,使忏法初具规模。至南北朝时,渐为盛行。中国先前虽有许多礼赞文及文,以种种形式流行,然至天台智者大师时才具备了独自的形式。至宋时又经由遵式、知礼的系统整理和发展,天台忏仪更加完备具体,成为佛教各忏仪的典范。一般认为,历来通行的忏法有两类,一类是集诸经所说,忏过的仪则;另一类是依五悔止观的行法。智者大师的及其所立的忏仪制度,包含了以上两类忏法,同时还兼有理忏和事忏结合的特点。《国清百录》收录了《请观世音忏法》、《金忏法》、《方等忏法》三种忏法,其它有关忏法的着作有《法华三昧忏仪》、《方等忏法》等。忏法原是祖师为行人修证之需要而作,至后世传嬗的过程中,逐渐流乎形式,而忽略其的内涵,故笔者觉得十分有必要将大师所制这几部忏法的有关行持要求作一介绍,以供有心者参考借鉴,祈对重新回到的本位上有所裨益。

中国佛教的教团制度经过历史的变迁逐渐从印度僧团以布萨忏摩为主转变为中土以忏仪为主的形式。

八守护,不令外道佛法,誓欲光显,是为守护,翻破灭一切善事。

一不爱,恚,怖,痴,五知自恣与不自恣,此名自恣之五德。又:一知时,二真实,三利益,四柔软,五慈心,此名举罪之五德。[8]

此外,他将忏法分为作法忏、取相忏、无生忏,并在《次第禅门》中详细解释了这三种。

四发露,罪即消灭,如露树根,枝叶凋悴,是为发露翻破覆藏。

自恣时要求具五德之人有二人以上为僧众出罪。僧众说罪以后,便得戒体,善法增长。布萨与自恣的仪式都是中对原意的运用,亦可见在佛教教团中的重要性。

一明作法者,破违无作障道罪。二明观相忏者,体性恶业罪。故《摩诃衍论》云:若比丘犯戒,虽复得戒,障道罪灭而杀报不灭,此可以证前释后,当知观相用功既大,能除体性之罪。三观无生忏灭者,无明一切烦恼习因之罪,此则究竟除罪本源。[24]

本是发露悔谢之意,因此者必须从内心深处起心,至诚恳切地礼忏,方得除罪而。《佛为首迦说业报差别经》云:“若人造重罪,作已深,更不造,能拔根本业。”[35]《方等忏法》云:“发心建勇猛意,伤己昏沉劫来不要,惭愧悔责,若犯,一心悚栗,如履冰谷,念此毒箭,要急当拔,烦恼重病,勤加救治,若能至心,则事无难者。”[36]智者大师在给下定义也说:

忏法是以为本尊,其要求除了严饰道场,香泥涂地,悬诸幡盖外,须向南安佛像、向东安观世音像,备杨枝净水,散华。并且要“日日尽力供养”,“若不能办,初日不可无施”。

若犯事中轻过,律文皆有忏法,忏法若成,悉名,戒净障转,止观易明。若犯重者,佛法,小乘无忏法,若依大乘许其……若犯事中重罪,依四种三昧则有忏法,(中略)故知大乘许悔斯罪,罪从重缘生,还从重心,可得相治。[19]

的层面可涉及戒、定、慧等三方面,天台则在遵守的前提下,更重视以定慧为基础的忏法之。由于当时僧团有许多现象,单凭作法已难以在教团内起到依律摄僧的作用,因此必有另一套可行的之法来取代,并以之提高僧众的素质,那便是事理结合的忏法。

汉魏以来,崇兹忏法,蔑闻其有人者,实以教源初流,经论未备。西晋弥天,尝着四时礼文;观其严供五悔之辞,尊经尚义,多摭其要。故天下学者,悦而习焉。陈、隋之际,天台智者撰《法华忏法》、《》、《百录》,具彰逆顺十心。规式颇详,而盛行乎江左矣。[14]

天台忏仪行法一般具明十科,176不死鸟毁灭首先严净道场之方法。行者须身心虔敬,以身业实际之洒扫、严饰及供养等仪,达到、集福与息心、除障的目的。如《法华三昧忏仪》云:“行者内心三宝超过三界,今欲奉请供养,岂可轻心?若不能拔己资财供养大乘,则终不能招贤感圣。重罪不灭,三昧何由可发?”[29]行者以行忏,营造庄严气氛,以期三业相应,感降,借事显理,悟入实相。

以上十种顺流,积集重罪,增加添足,能极至阐提。而今“既识无明始终,今欲改恶,须违顺于涅?,运十种心以为对治。”[40]也就是要以逆十心此中重罪:

前文已述及,智者的思想源于末法观,他认为末法时代必须藉由才能入道。因此,他将原来的思想加以扩展,形成指导的行门。

是一切佛慧命所寄,从经论提取可操作、可传承的禅法,成为僧团止观运心的依据。智者一生讲了一系列的止观,为了加强们在修证上的功夫,他又制定了以中道第一义空思想为指导的行仪详备的忏法,兼有理忏和事忏结合的特点,使他们无论是哪种根机[2]的人均有法可修,不至于盲目无所依从。人人止观,必然三业,最终达到僧团自治的目的,也使佛法脉得以延续。

智者所说的三种罪中,一、违无作起障道罪,就是指依戒相,而业之声闻戒法而言。二、体性罪,是指罪业缘起感果之体性,如比丘犯戒,虽经作法忏,除去障道罪。但却不能除去杀报业缘之体性罪。三、无明烦恼根本罪,即不知罪源根本,乃无明烦恼之罪。

除了每月二时的布萨以外,还有一种自恣的方式也属于早期佛教的僧团法式。自,即自陈己过。恣,即恣他举罪。每年雨期从四月十五日安居至七月十五日夏安居90日是僧众的精行期,通过自恣对众是结束这种特别期的仪式。僧众循例住在同一结,在90天中,于戒定慧的。在安居的最后一天,大家集于一堂,就见、闻、疑三事,检讨在过去的90日内,各自的言行有无违反。大家互相指出对方在行为方面的错失,藉以。结果若有犯戒,则要作,这便是自恣。举行自恣仪式的这一天,称为“僧自恣日”。如《十诵律》卷23〈自恣法〉云:

从今听夏安居竟,诸比丘一处集,应三事求他说自恣,何等三?若见、若闻、若疑罪。如是应自恣,一心集僧,集僧已,应差能作自恣人,应如是唱,谁能为僧作自恣人,是中若有言我能。佛言:若比丘五恶法成就,不应作自恣人。(中略)比丘成就五善法,应作自恣人。(中略)应如是语,长老忆念,今僧自恣日,我某甲比丘,长老僧自恣语,若疑罪语我,故,我若见罪,当如法除。[7]

一正信,得善,为恶得恶,虽无现行华报,当来果报不失,虽念念灭,而之业终不败亡。信为功德之母,信为入道初门,顺于涅?,翻破不信阐提心也。

香泥涂地,彩画庄严者,地表法性,香表福德,画表智慧,福慧二种庄严也。五色盖者,表于五阴,不即佛性,观世音菩萨不离佛性,起无缘慈普覆一切也。二十四形像者,表十二因缘逆顺观也,凡二十四支,顺观十二觉三佛性,逆观十二觉三佛性。所谓无明爱取是了因佛性,行有是缘因佛性,识名色等是正因佛性,觉二十四支,即二十四佛也。百味食者,表一切法中皆有中道法喜禅悦味也。[31]

方等忏法是智者大师依《大方等陀罗尼经》制立为诵持陀罗尼、行道的三昧行法。根据《国清百录》和《方等三昧行法》所述,其道场设置是:应作圆坛,纵广一丈六尺,香泥泥地,散诞圆坛,彩画庄严,拟于,散华,悬五色盖,及诸缯幡。请二十四像并座,各高一尺,缯幡二十四口,古镜一面以镇道场。作五色圆盖悬于坛上,设百味食,尽世珍妙,严饰道场,散华,如法供养,日日扫洒。

此逆十心,在《小止观》中,也有相似的说法:

这应该是每一位行忏者内心惭愧悔责的真切流露。那么,作为天台所立五悔之一的,是洗除已造之罪的唯一要法,具体应该发怎样的才是如法呢?在《止观》卷四上之二中以及《国清百录》〈方等忏法〉中均说到应具顺逆十心:“若欲二世重障,行四种三昧者,当识顺流十心而明知,运逆流十心以为对治。此二十心通为诸忏之本。”[38]

五断相续心,毕竟舍恶,果决雄猛,犹若刚刀,是为决定翻破相续。

佛教的学修次第不出戒定慧、闻思修和信解行证,僧人通过来自己的凡性,完善到成佛,“始从凡夫,终至极圣”。“极圣”就是佛,佛是天台智者一生极力鼓励、去追寻成就的人格模式。禅观实践,是培养完美人格、僧格的最好方法,它是由于内发的自觉,而达到人格的目的。这种内发的自觉正如定共戒、道共戒[1]的获得一样,无需律制来施予任何压力,自觉地达到僧团自治的目的。

如果犯杀、盗、淫、妄四波罗夷罪之一,则失去比丘的资格,无法。波罗夷译为极恶,意思是若犯此戒,现果无分,不得于说戒羯磨二种僧住,死后堕在阿鼻。这三种事对者来说是极为严重的事情。《四分律》中更形容犯此戒如断人头不可复生那么严重,所以若犯此波罗夷是不通的。有一种非常特殊的情况是有僧人犯戒后,当下立刻并哀求继续出家的,佛为此特许,称为学悔[6]比丘,即犯杀、盗、淫、妄四波罗夷罪之一本失去比丘资格,然若乞学悔羯磨,依白四悔法,得,则称为学悔,终身列于比丘之最末。《治禅病经》说应脱僧伽梨,着安陀会,心生惭愧,供养僧侣,行、扫厕、担粪等作为对犯根本戒的行事。

虽然忏法在中国流行已久,南齐时文宣王萧子良在其《净住子净行》中,已将思想应用于劝请、随喜、回向、发愿等上,但并未将其作为止观的一种,直至智者大师,才将忏位于止观修持,明确提出忏罪得定、证般若慧等思想。特别是天台的观心,始终立足于般若空观之立场,乃至依法华圆顿思想,在日常行仪中时时观心,念起即觉,丝丝分明,无一法不是中道实相,乃至罪福性亦入中道实相,如此方符天台忏法的根本。

这是说,忏法在中国佛教早期的流行是由于“教源初流,经论未备”,而且当时佛教律典译出也不多,所以东晋道安撰四时礼忏文,使天下僧徒有仪可遵,以利。至后来忏法与中国本土的礼仪思想、孝道思想等不相悖逆,于是更进一步盛行起来,然自天台智者以来方具备详细仪轨。他所制定的“十科”成为后代忏法制作的模本[15]。其“十科”分别为:一、严净道场,二、净身,三、三业供养,四、奉请三宝,五、赞叹三宝,六、礼佛,七、五悔,八、行道,九、诵经,十、坐禅实相正观。

智者于《释禅波罗蜜次第》将之方法按戒定慧三学的不同层面分为三种,他说:“今明方法,教门乃复众多,取要论之,不过三种:一、作法,此扶以明。二、观相,此扶定法以明。三、观无生,此扶慧法以明。[18]

法华三昧忏法道场设置的要求是:“当于闲静之处,严治一室以为道场,别安自坐之处,令与道场有隔。于道场中敷好高座,安置《法华经》一部,亦未必须安形像、舍利,并余经典,唯置《法华经》,安施幡盖种种供养具。于入道场日,清旦之时当净扫地,香汤灌洒,香泥涂地,然种种诸香油灯,散种种华及诸末香,烧众名香,供养三宝,备于己力所办,倾心尽意极令严净。”[30]由于行法是受持《法华经》为主,故道场设置安置一部《法华经》即可。

此外,对灭罪生信、深入佛道有着重要的辅助作用,是入禅的先决条件,通过可以“令罪消灭,不障止观”;并且“忏法若成,悉名,戒净障转,止观易明。”智者以忏法为止观之方便。止观二法,乃证道之由藉。忏法,则可令罪障消除,止观明朗。《摩诃止观》云:“云何?令罪消灭,不障止观耶……但用正观心破其见着,惭愧有羞,低头,策心正辙,罪障可消,能发止观。”[26]又说:“故知持戒、恳恻,俱为止观初缘。”[27]《四教义》亦说:“其坐禅者,略知佛法大意,即须无常,行道。”[28]可见是罪业、复戒、乃至证三昧、发慧之重要行法。他还强调止观必须先六根之罪障,待六根后修法方可获得成就。法华三昧所依据的《普贤观经》以大量篇幅述说了六根之罪及其法。

二、智者大师的观

在佛教僧团的应用,首先与有关。释尊“依法摄僧”,将出家人组合起来,使出家众过着和、乐、的僧团生活。维持僧伽大众的,就是佛所制的目的,也是随着僧团的不断扩大而日渐完善的。至后来成形,比丘为二百五十戒及比丘尼之三百四十八戒,归类为五篇七聚[3]。僧人若犯戒,则以形式向僧众发露,表示改往修来之意。所以佛为比丘(尼)制定的法,是在中,作的法律处分,犯戒者通过,得以除罪而。

所谓顺流十心,是指长劫苦趣,违于涅?、顺于。智者大师指出此十心为:一、无明烦恼心,广造诸业。二、内具烦恼,外值恶友,使恶心转炽。三、内外恶缘具,于他善无随喜心。四、纵恣三业,。五、事虽不广,恶心遍布。六、恶心相续,昼夜不断。七、有过覆藏,外现贤圣。八、邪见增上,不畏恶道。九、无惭愧心。十、拨无,作一阐提。这十心是以无明为本,能令“顺入,从?入?,织作结业,无期。”[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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